很高兴，城市化这个道路我们现在确定下来了。

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还未消散，各国需要继续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不搞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尤其是不能动辄就用双反措施，还要避免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关于中国发展的机遇，请允许我简短罗列以下几个具体事例：2012年中国的GDP按可比价算是2000年的3.2倍，翻了一番还多。

中国正在致力于发展经济、保障人权、依法治国。中国正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数亿农民转化为城镇人口会释放更大的市场需求。这几件都是中国对外开放具有标志性的大事，也都与瑞士有关。我选择瑞士并非偶然，因为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做。对外，我们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和空间，特别是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转型。

希望这次访问不仅能深化领导人之间的了解和互信，而且能提高彼此国家在对方民众中的认知度，在民间交往的广阔天地播下更多友好的种子。同时，中瑞可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中携手合作，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发挥1＋1大于2的作用。生产率和工资的上升对身处高生产率工种的工人来说是一大福音。

中国的庞大规模意味着，为了保持较高的增速，中国经济需要迅速向价值增值链的上游移动，获得更多出口市场份额。已有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正在发生这种情况，比如中国2012年居民消费率就曾持续下跌。但有其它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这一拐点。在有关中国经济增长未来趋势的争论中，有一个因素往往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让人感到乐观，那就是中国经济的规模。

他在中国生产低质量阀门，在意大利生产高质量阀门。小国可以在庞大的世界市场不断获得份额，直到其人均收入追赶上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目前位于高生产率行业的工人其生产率究竟如何？最近从上海搭飞机回来时，我旁边坐的是一位生产阀门的意大利男士。中国可以提高产出，但是只有在中国能够卖出额外产出的情况下，这种增长才是可持续的。从这时起，随着企业招聘工人的竞争愈发激烈，工资开始上升，企业利润因而受到挤压。我问他，为什么不在中国进口这些机械，然后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高质量的阀门。

他回答说，他在中国的竞争对手有过同一想法，这位对手曾从他这里购买了两台设备，但六个月不到就不得不停止生产，因为找不到合格的操作工人。他在意大利使用的加工机械要复杂的多。工资已经上涨多年，企业利润在2012年大幅下滑，这两个迹象均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当经济处于"刘易斯拐点"之际，生产率较低产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已经被完全吸收到生产率较高的产业中。

相比之下，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结束将近10%的经济增长阶段时，平均生活水平为美国的70%以上。这一事实以各种方式为大多数乐观的设想提供了支撑。

淮北一家制衣厂中正在工作的工人。如果中国不能把产品卖到国外，那么，只有增加在国内的销售，中国的经济才能实现增长。

但很多中国工人缺乏中国经济向价值增值链上游移动所必须的更高技能，而"刘易斯拐点"造成企业利润受到挤压将增加企业为提高目前低技能工人的生产率而进行投资的难度。表面看来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供应曾一直是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原因，但是眼下中国可能正在迎来一个刘易斯拐点。劳动力短缺对消费者收入来说是好消息（至少对那些其工种能带来较高工资的消费者而言），但前提是消费者支出上升的速度等于或快于消费者收入上升的速度，且生产率上升的速度等于或超过工资上升的速度，否则利润将锐减，然后将导致消费者收入下降。因为中国经济体量非常庞大，足以吸纳经年累月的公共项目支出，即使有所浪费也不会拖后腿。"刘易斯拐点"这一概念由20世纪经济学家刘易斯(Arthur Lewis)提出。认为中国还有追赶型增长空间的依据是，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仅为美国的17%（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物价按美国水平校准）。

随着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随着中国努力从目前所扮演的世界低成本工厂的角色向价值增值型制造业大国的转型，中国的庞大体量很可能成为一个严重的且越来越突出的问题。今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发布的一份文件称，中国经济将在2020年至2025年间出现"刘易斯拐点"。

但是，为了拉动国内消费，需要提高工资水平，而这削弱了可能让中国获得更多出口市场份额的竞争优势。但中国经济体量在这里起到了反向的作用。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供给可能依然充裕，但中国缺少其目前所需的熟练劳动力供给。中国的人口数量非常庞大，且仍然足够贫穷，"追赶型增长"在中国似乎还有着无限的空间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需要加快调整进出口结构，以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只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才能产生效率和进一步提高效率，只有更加充分的市场竞争才能使中国经济升级版充满活力，只有市场主体充分参与的竞争才能推动中国经济真正从大走向强。因为过多的外汇储备必然表现为过多的外汇占款，过多的外汇占款所造成的过多的市场流动性必须用提高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对冲。传统经济增长函数主要依靠资本、资源和劳动投入，升级版的经济增长函数则是主要依靠体制进一步变革和技术进一步创新的新型函数关系。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路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内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型经济增长函数关系，是一种需要从简单劳动为主转为技能较高和知识含量较多的劳动为主的函数关系，是一种生活消费引致投资和生产消费引致投资共同发挥拉动作用、自发投资（折旧为基础）为经济增长重要支撑的投资和消费双重驱动的经济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避免过多的行政干预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为此，应进一步梳理和明确政府可以使用、必须使用的行政权力，以尽可能地把市场和社会可以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和社会解决。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对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应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达到主要依靠生活消费决定投资的发展阶段，还处于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共同引致和决定投资的阶段。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正确理解和把握我国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升级版内涵的重要参照。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同时，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保证充分的市场竞争，提高国民经济发展的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

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权利，是农民分享城镇化、现代化红利的最重要资本，必须依法严格保护。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应给予农民公平补偿，让农民合理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是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的内在要求。虽然我国经济不可能再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但支撑我国经济继续实现较高水平的一位数增长的各种红利还远未得到全面发掘和释放，不能认为我国已经进入较低水平的一位数增长阶段。